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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邑那些事:石家庄“十大历史名人”之一高邑赵南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01 03:53:15  

赵南星是石家庄“十大历史名人”之一,明末高邑人,官至吏部尚书。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一生致力于澄清吏治,勇于同邪恶势力斗争,曾三次入朝又三次遭贬,最终被阉党魏忠贤矫旨发配,客死戍所。赵南星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一生著述颇丰,为后人留下20多部作品,然其诗在明、清两代却历遭禁毁,鲜为人知。单、陈二位近年花费大量心力多方搜寻,终在图书馆浩瀚的史料中翻拣出700多首明朝末期唯一刊行的诗词作品。同时对其流传的全部散曲依照刻版反复勘校,补正阙漏,第一次使其完整规范,接近本色。他们对其诗词曲作品中所涉人物多方考证,对作品题旨与词意反复揣摩,精心注释,终于形成80余万字的《赵南星诗词曲校注》。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诗词校注,共收诗词作品734首,其中四言古诗9首,古乐府12首,五言古风137首,七言古风60首,五言律诗175首,七言律诗225首,绝句113首,词三首。下册为《芳茹园乐府》(散曲)校注,收录套曲8套65首,小令43首,共计108首,既相互配套又相对独立。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全面解读赵南星这位历史名人会起到一定作用。

《赵南星诗词校注》共收录赵南星的诗词作品七百三十四首,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在晚明时期可说达到了文学的峰巅,尽管艺术水平稍显参差不齐,但对于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历经一年多的考证与研究,按自己的理解给予了较为详尽的注释,这就形成了拙作《赵南星诗词校注》。

赵南星及其晚明政治

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万历二年进士,初授河南汝宁府推官,“讼狱执法,惟持其平。囚徒当年终有候听断者,悉令回家过节,约期而至,竟无脱逃,人感其德,而畏其威如此。买物不酬官价,民甚称快。”(赵清衡《先君赵冢宰忠毅公行述》)司理五年,因治行廉平,于万历九年擢迁户部主事,司仓天津。万历十一年,调任吏部考功司,因参与劾奏内阁三相公子科场之弊,惹怒上司,不得不称病回乡。次年还朝,改任文选司,后调升稽勋司员外郎,与吏部侍郎陈有年共谋起用了多年闲居的忠贞名臣海瑞。十七年参与全国会试,担任房考,录取了高攀龙、薛敷教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不久改任文选司,上《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直陈“天下四大害”,触怒权贵被劾,又一次称病回乡。

万历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即将致仕,想到明年大计京官,很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主察而忧心不已,特意上疏举荐赵南星,并提升其为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不负重托,在癸巳京察中协助尚书孙鑨主察大计,整肃吏治。他不徇私情,首先罢黜了自己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孙鑨的外甥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又不顾内阁请托,秉公澄汰要路私人,惩治了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之弟等一批贪官污吏,深得朝野内外君子所称颂,被史家誉为“数十年考功第一”。但因时政腐败,谗臣当道,首辅王锡爵等迁怒吏部,上疏“切责吏部专权结党……随激圣怒,因之罢孙鑨,将赵南星削籍为民。”(文秉《定陵注略·卷三》)

赵南星在乡隐居二十八年,以著书立说、课子授徒为乐,为后世留下了《梦白先生文集》、《学庸正说》、《史韵补注》、《芳茹园乐府》、《笑赞》等二十多部著作,培育出了李标、吕梦熊、张三谟等十多名进士。赵南星虽身居林泉,仍心怀天下,四处讲学,针砭时弊,与无锡顾宪成、吉水邹元标南北呼应,驰名天下,被誉为“东林三君”。因高邑临近京师,为南北通衢,朝野人士争相拜访,沈鲤、李三才、李化龙、魏允贞、崔景荣、汤显祖、沈璟等人与其多有交往,其所居芳茹园一直被目为东林党在北方的精神家园。

天启皇帝即位之后,决心起用忠诤旧臣,几下诏书,先后提升赵南星为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等职,赵南星几次辞谢,无意出山。但因好友叶向高、邹元标等人写信催促,申明大义,不得不以七十三岁高龄再度入朝,先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吏部尚书。此时的朝政已颓败之极,赵南星壮志盈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以整治天下为己任。他革除积弊,选用贤能,劾罢贪墨,惩纠懈风,“政府及中贵亦不得干进,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明史·赵南星传》)。此时阉党魏忠贤势成,被劾者如崔呈秀辈纷纷投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邪恶势力。但赵南星不媚不屈,刚正不阿,不避锋芒,直逼元凶,率东林党人与其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被矫旨削去官籍,并罗织罪名,恶意倾陷,戍代州。一年后,崇祯帝即位,诏还南星官复原职,因阉党漏网党羽山西巡抚牟志夔拖延阻挠,使赵南星未见诏书,冤死戍所,终年七十八岁。

赵南星死后,被吏部公举为“清忠名臣”,崇祯皇帝多次降旨,赠“太子太保”、“荣禄大夫”,谥“忠毅”,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赵南星出生于晚明时期,一生历经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六朝,基本上处于大明帝国的衰败期。除去昙花一现的“万历新政”,这六任皇帝或是在位短暂,难有作为,或是昏庸懈怠,自毁朝纲,使大明王朝迅速走向了灭亡。自万历二十年前后,朱翊钧这位明朝的第十三任皇帝即沉湎于后宫,竟创下近三十年不临朝视事的旷世奇闻:“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叶向高语,《明神宗实录》卷五一零)万历如此怠于朝政,加速了朝政的委顿,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缺官日增,并长期不补,至万历四十年以后,南北部堂官大多空缺,只好一人代署多衙,内阁也仅剩叶向高独支危局。州县主官半数缺失,或以佐官代署,或以一人兼署数县。由于大量官员缺职不补,在职官员亦多心灰意懒,杜门不出,使各级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公元1620年,随着万历的去世,多灾多难的皇太子朱常洛登上帝位。光宗即位伊始,倒是想补偏救弊,厘正革新,好好收拾一下父亲留下的破烂摊子,不过,这位短命的皇帝黄袍加身方才一月,便一命呜呼了。接替他的,是十六岁的太子朱由校,即天启皇帝。也是明王朝气数已尽,这位小皇帝在位七年,心思全不在江山社稷,而对木工营造情有独钟,天天在后宫嬉戏玩耍,将国家大事尽付阉人魏忠贤独掌,偏偏魏忠贤又是个奸邪之人,那大明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仕于政风如此颓败的时期,赵南星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作为深受孔孟之道浸润的封建士大夫,他不愿随波逐流,亦不甘碌碌无为,力图以自己的努力来拯救日渐颓败的大明社稷。于是,他举起一双擎天巨臂,为澄清吏治不懈奋斗,虽几番碰壁、多次遭贬亦在所不辞。癸巳京察,他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力克权贵,举贤伐恶,为匡扶明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天启初年,面对大明社稷风雨飘摇,七十三岁的赵南星又悲壮出阵,置身“统百官,均四海”的吏部尚书之位,为拯救大明帝国进行了最后的搏击。由于吏治腐败,权贵横行,赵南星曾三次被迫辞朝,然每到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又总是被推举出山,力挽狂澜。他不屈的性格注定了多舛的命运,而他悲惨的遭际又是与大明的结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赵南星诗词的时代轨迹

赵南星的诗词作品保存下来共七百三十四首,按类别划分,其中四言古诗九首,古乐府十二首,五言古风一百三十七首,七言古风六十首,五言律诗一百七十五首,七言律诗二百二十五首,绝句一百一十三首,词三首。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在晚明诗人中,可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从现有的作品看,尚未发现赵南星早期的诗词,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万历二年他中进士以后的作品。再严格一点,是经过两年的待任期,于万历四年初授河南汝宁府推官以后的作品。置身七品推官的位置,赵南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尽职尽责地做着自己分署的公务,并广泛交结汝南各界人士,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由于其才德出众,许多府、县生员均拜他为师,研习文章。赵南星不遗余力,课子授徒,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据有关资料记载,他的汝南弟子在今后几年脱颖而出,仅考中进士者即有马犹龙、刘文卿、杨位等六人之多。在汝宁五年,赵南星诗情洋溢,佳作频出,共写下了近百首作品,形成他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些诗有反映其公务活动的《雪夜大梁道中》、《尉氏期郭明府不值》、《信阳道中》等,有记述与汝南众多名士相交的《赠王师竹太史归省》、《过陈道易隐居》、《送助甫自徽宁再镇甘州》、《赠王同野》、《黄复斋夜集,时以赴征北上》等,但更多的,是公务之余的游乐与宴饮,这些作品有《浉水大涨,与何王二公泛舟》、《雪中饮黄使君》、《登郡城》、《夜抵少林寺》、《大梁中秋与客玩月》等。汝宁是赵南星继隆庆元年随祖父上任武功知县后的第二次人生之旅,并作为其初登政坛的首次历练,其心情的欣喜与欢乐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其诗中所喷发的大多是对于祖国俊美山川的长歌短唱:“岩桂敷华荣,篱菊吐芬芳”(《赠王师竹太史归省》);“繁条结翠幄,虚窍奏鸣琴。云霞时来往,凫雁递浮沉”(《钓鱼台》);“吹笛千家杨柳月,放船十里水花香”(《秋怀八首》之四);“朗陵远送丹枫下,汝海清汲白雁征”(《九日酒集》)。间或,作者也以诗宣泄自己心中的苦闷与忧愁:“逢客高卧湘江畔,病客年来已倦游”(《黄副使园池泛舟》);“江山萧飒皆愁思,历乱无劳写素琴”(《秋夜》);“修名苦不立,死亦何足伤”(《杂诗三首》之一)。毕竟,此时的赵南星年方三十左右,仅仅是一名七品官,尚不足以当历史冠以他政治家的称号,除了传统文化赋予他忠君爱民的朴素理念,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缺乏政坛必要的严格砥砺。加之长久的离家孤居,任内的繁乱挫折,疾病的困顿,功名的渺茫,颓生出些许忧愁也在所难免。

万历九年,赵南星升为京官,至癸巳京察被罢,在万历一朝的京官生涯,他只有十二年。除去万历十四、十五两年因母丧丁忧,和因上“四害疏”被劾称病回乡的两年,赵南星实际在朝仅有短短的八年时间。然而就是这八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的人生真正地成熟了起来。置身大明中央权力机关,他领略了官场的严酷。一场场朝政风波,一次次权力角逐,使他对政治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奠定了他做为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基础。赵南星目睹了官场的丑陋与险恶,感受了天灾与人祸带给人民的无边痛苦,透过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专横跋扈,独权天下,以及继任权贵的奸邪与卑庸,使他窥视了“万历新政”掩饰下的矛盾与弊端。他曾经大声疾呼,也曾经奋力抗争,然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或五品郎官却难以阻止日渐颓落的朝政,反而被劾问和削籍。在这段时间,或许是思想的不适和精神的苦闷,他的作品不是太多,能够辨识明晰的,也不过二三十首,其分量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歌舞升平及轻吟曼唱,如七言古风《长蛇歌,饮邹南皋作》、四言古诗《日居篇》、七言律诗《乙酉元日京邸》等,特别是五言排律《壬午六月纪事》,将三十一韵一气呵成,起伏跌荡,洋洋洒洒,可以说涵盖了张居正一生的经历,以辛辣的诗句揭示了这位权倾天下的新故内阁首辅人生晚年致命的缺陷。这是一篇诗的檄文,批剥了其攀升权力顶峰之后把持朝政,内外勾连,蔽塞言路,恣肆横行的不法之举;这是一座喷吐的火山,宣泄了朝野之间数十年郁结于胸中的不平之气。以这首诗为标志,昭示了一个思想凝重、情感深厚的政治家诗人的诞生,也形成了赵南星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无可讳言,这一时期赵南星诗中存在于过多的激愤与偏执,这是青春和性格带给他难以磨灭的烙印。那么,在他长达近三十年的隐居生涯中,历经了长久的思想沉淀,他显得日臻成熟。也许是阅历充盈,山川风物都在他胸中衍化为一弘碧澄的泉水,纵使狂风劲吹也只能泛起一圈圈涟漪;也许是饱经磨难,人情世象均在他眼中迭印成一张张平淡的画片,无论春夏秋冬,依次弹奏出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如一个得道高僧,赵南星隐居芳茹园中,虽足不出户,天下万物却囊括胸中。高邑近在京畿,紧傍南北通衢大道,得地利之优势,朝野人士及社会名流频频相访,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形成他一生最盛的创作高峰,他的七百多首作品,有一多半即产生于这一阶段。

万历末年,因神宗怠于朝政的加剧,大明江山进一步衰败,赵南星忧心忡忡,在接踵而至的迎访宴饮中,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忧国之诗,如《仲文以江西参藩入贺圣寿,既而上章言事,贬官苍梧,过我山中,赋此赠别》、《送许聿懋》、《李本宁弃官南归,过予为别》等,抒发了对于时局危难、民生敝困的深深忧虑,如“天下渐危谁可赖?愁时西望一长吟”(《得萧馥亭将军书却寄》);“闾阎困敝自可见,宫殿烧残哪不愁”(《送元靖起家户部北上》);“丘壑情堪适,乾坤事可哀”(《乙卯夏日史际明姜抱宏丈来,坐思党亭》)。此类作品在他的诗词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充分显示了赵南星倾心社稷,关注民生的无限胸怀,印证了他作为东林首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风范。除了叹息与无奈,赵南星以一颗永不泯灭的赤诚之心,决不放弃拯世救民的追求。虽则已经退居林泉,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把他们源源不断地推向中国的政坛,让这些新生力量融入匡扶明室的后续梯队,如《送魏乾仲进士宰阳武》、《送王钟嵩守常州》、《送李芳园试宰镇原》、《送赵淡含进士宰通许》等,薪火相传,接力助推,把振兴的希望寄于后人。囿于一方小小的芳茹园,赵南星长吟短唱,以自己的作品映照出一位历史巨人的光辉形象。

赵南星诗词的历史价值

赵南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盈着忧国爱民,心怀天下的崇高精神。由于连续不断地变幻着朝野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观察视角更加具有特殊性与穿透力,他以诗的形式忠实记录了万历一朝由盛到衰的时代变迁,无疑使他的诗具有了诗史的价值。

自朱元璋投身红巾军起义,经十多年的杀伐征战,终于建立了大明王朝。历二百余年的风雨飘摇,历史的小舟行驶到万历年间,他的不肖子孙却亲手敲响了大明的丧钟,好端端的江山社稷因神宗皇帝荒怠朝政而变得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举步维艰。赵南星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朝政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着真实的记述,如反映张居正夺情的《艾先生以言适戍》、《长蛇歌,饮邹南皋作》、《寄艾纯卿先生二首》,反映癸巳京察的《怀于景素先生》、《怀史长灵》、《太宰孙公屡疏求归不得,叩阙而行,追送之柏乡,赋此奉赠》,反映争国本的《赵虚白佥宪进建储表,事竣得请归养》,反映矿税征收、横行中原的《章元礼先生以四诗寄,如数奉酬》,反映妖书事件的《柏乡送归德沈相公四首》等。尤其是万历二十八年影响深远的征讨播州杨应龙反叛事件,赵南星在诗中反映更多。因平播主帅为赵南星同年进士、一生好友李化龙,监军为其好友崔景荣,时任四川巡抚为其同年、同乡乔璧星,且将军幕府中有他荐举的一些好友、弟子充任幕僚。可以说,整个平播的核心人物多与赵南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率师出征及凯旋归来都曾在芳茹园稍作逗留,赵南星为此共写下了《送叔广之楚藩幕》、《送乔聚所开府四川》、《于田入典戎政过我,作诗送之四首》、《姚百雉过余一年,所将南归而不果,顷定婚于栾城,乔中丞聘之,随入蜀中》等许多作品,于诗中倾入了深深的关切:“三巴骚动羽书驰,六月徂征鼓角悲。杀气顿消杨母阁,封疆直辟竹王祠”;“龙虎禁林随指顾,鹭鹓朝列仰仪刑”。可以说,他的诗从多个层面真实地记述了这一恢宏的事件,将历史定格在了诗行之间。

万历中期以后,由于朝政腐败,边备松弛,河套地区部落飞骑频频犯边,劫财掠地。加之内库虚空,戍边守卒军饷严重拖欠,不断发生军伍哗乱,西北边塞战云密布。而辽东一带随建州的强盛,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正式建国“大金”,全面对明朝发起征战,搞得朝廷焦头烂额。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赵南星的众多亲故都曾亲历西北与辽东的战事,在芳茹园,他频频为他们出征送行。为此,他写下了三十多首边事诗,如《送吕宗望督饷兰州》、《送助甫自徽宁再镇甘州》、《寄题刘恩征太乙楼》、《送舍弟文冲之辽东》、《项山人之辽东访张钟岳将军,因寄》等,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由于特殊的境遇,他对边事时刻萦绕于心,将对祖国的安危与亲故的忧念凝为一体,倾注了极大的关心:“秋来感物更忧时,长夜漫漫搅梦思”(《秋夜闻砧二首》之一);“旌旗猎猎指燕然,雪耻行看奏凯还”(《闻五将军入辽》);“天下渐危谁可赖?愁时西望一长吟”(《得萧馥亭将军书却寄》)。透过这些或焦灼忧虑或高亢悲壮的诗句,便可感知一位热血老人的牵念情怀。

除了军国大事,由于隐于山林,融入民间,赵南星诗词中对于地方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例则多有反映,如《嗟嗟行,癸卯九月作柏乡事》,记述了万历三十一年柏乡县发生的一件惊天大案,县衙官吏在捕捉因无力交纳税赋的贫困乡民时,丧失天良,欲淫其女,被乡民愤而反抗,铡断头颈;《临城二广文歌》辛辣地讽刺了儒学教官盘剥生员,设法敛财的不法之举;《复嗟嗟行》描写了邻邑无赖子宠幸青楼,将娇妻推入酒缸溺死的残暴事件;《郭侍御席上戏作樊姬行》追忆了一贫家少女被人诱骗,始乱终弃而坠入青楼的悲惨遭际;《城西行》描摹了荒旱年间一家三口外出逃生缢死他乡的流民悲图;而《苦雪行》、《淫霖歌》、《旱霾》、《苦雨十韵》等篇则描述了各类灾异带给黎民百姓的凋残与困顿。这些诗以凸显的客观现实,折射了万历中后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具有很强的史诗性质,与唐代诗人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明末复社才子吴应箕称赵南星“诗与杜工部殆欲近之”(《熹朝忠节死臣列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忠毅赵公传》),当为公允之说。

诗是抒情的艺术,它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手中的如椽之笔,可以详尽地记录下历史进程中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它能以独特的视角去窥视历史和审视历史,并借以抒发诗人的情感。诗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遗迹,是留给后人寻觅往事不可或缺的路标。同时,它所折透的信息符号,又是对于史书的弥补与修正。历史是后人对于往事的记录和综述,由于年代的久远、史料的偏颇或史家的疏漏,难免会造成个别细微的失误。而时人所留下的一些文字,哪怕是一首长于抒情的诗歌,却能于无意间赖以考订出史书的谬误,弥补历史的缺憾,赵南星的诗词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下面仅举两例:

一、关于郭实的表字。万历二十年,倭寇大举出征朝鲜,受朝鲜之请,明朝决定东征援朝。初战失利之后,神宗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备倭经略,整军备战。宋应昌受命后驻守山海关,开出庞大的车、炮等军需用品计划,要兵部拨款备造。时任河南道御史的郭实上疏参劾宋应昌怯敌,无所作为,难堪经略大任。宋应昌本不愿率军出朝,顺水推舟请求辞职,郭实因之被皇帝责以“怀私妄奏,阻挠国事”,谪为广东怀仁典吏,后又被削籍,在乡闲居十五年之久。《明史·郭实传》曰:“郭实,字伯华,高邑人,万历十一年进士。”而在赵南星的诗中,郭实的表字不是伯华,而是“华伯”,可证《明史》记载之误。赵南星万历二十一年主持京察被罢官回乡,几乎与郭实罢官同时,二人同居县城,近在咫尺,又为姻亲(赵南星之女适郭实之子),共同的遭际和特殊的关系使二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饮宴游乐,其诗中仅诗题涉及郭实的即有三十多首。其中除标注“郭侍御”(郭实故官职)、“文岩”(郭实之号)之外,其余二十首均明确以其表字“华伯”相称,如《华伯见过》、《雨中戏柬华伯》、《华伯邀酌乾明寺亭子》等。与一百多年后编纂《明史》的张廷玉等人相比,其记述的失误一定不会属于时人赵南星,况且“华伯”之称还可在早于《明史》的清康熙《高邑县志》等史志资料中得以佐证。

二、关于史孟麟的官职。史孟麟,字际明,又字长灵,号玉池,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二十一年任吏科都给事中。时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因谗言去位,孟麟等人疏救不得,亦愤而辞朝。《明史·史孟麟传》云:“南星以谗言斥,孟麟亦引疾归。召拜太仆少卿,复以疾去。……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馆。”其实,《明史》于此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史孟麟被召拜和后复官的不是太仆少卿,而是太常少卿。赵南星于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官,得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帮助不少,这些《明史·史孟麟传》亦有记载:“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实佐之。”赵南星自退居林泉之后,与史孟麟心心相印,互为知己,书信来往不断。虽则他足不出户,但史孟麟曾数过高邑,来芳茹园相晤,仅他以诗记述的即有《乙卯夏史际明姜抱宏丈来,坐思党亭》、《史太常过宁晋,周王侍御家》、《奉酬史长灵太常过归德沈相公寄怀之作》、《秋胡行二首》等多首,其中两处标注其官职为“太常”,此与赵南星收入其《味檗斋文集·卷五》中的《史太常三疏序》一文相互印证,其当时所作,史孟麟的官职身份当不会有误。按历史考证,史孟麟几次路过高邑,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三和四十四年,均为奉命公出,其四十四年曾绕道邻邑宁晋,探视了已故同年王之栋的寡妻孤子。此时恰逢高邑籍官员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因事在家,出于礼仪,史孟麟也曾登门拜访,席间说起闲居的赵南星,赵兴邦假意与史孟麟共谋推其出山,可一到京城,赵兴邦却与其姻亲刘文炳共参史孟麟钻求节钺,呼朋引类。受小人谄害并累及友人,赵南星气愤难当,大病一场,两年方愈。此事在赵南星长子赵清衡所作《先君赵冢宰忠毅公行述》中有详尽的记载。依《明史·官职志》,太仆寺掌皇帝舆马及马政,当少连续公出的机会,而太常寺为掌管祭祀礼乐的衙门,每年都会派员赴留都南京祭祀太、高二祖及后妃的陵墓,此也足可证明《明史》所载史孟麟官职之误。

赵南星诗词的艺术特色

在晚明的历史中,赵南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他一心为政却仕途坎坷,无心为文但文名甚高,特殊的境遇造就了他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因而他的诗也便具有了异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直面现实,有感而发。诗歌是现实的反映,它视整个社会为创作的源泉。赵南星一生坎坷,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反映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如《早春寄沈伯英》、《怀于景素先生》、《李本宁弃官南归,过予为别》、《夏日饮华伯叙怀》、《苍天歌》、《苦雪行》等。这些诗或感叹朝政颓败、权臣当道、君子贤达难居其位,或反映天怒人怨,灾异频发,苍生黎庶无以活命,作者直面现实,有感而发,深刻揭示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迸发出“抚膺长叹息,何以活蒸黎”的冲天呐喊。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作者无暇顾及自身所受的累累伤痕,冷峻地审视社会,真实地记录下历史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在他的诗中,不仅充盈着朝政腐败、权力倾轧所形成的内忧外患和国运凋衰,以及这种无序现状逼使众多正直官员的被贬去位,而且透过这种忧愤疾俗,引发了更深层面的思索与拷问:“圣主深居卿相闲”,“天下渐危谁可赖”?类似的句子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赵南星的诗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愈步愈衰的客观现实,凝结成一首首时代悲歌,如果我们细细品评,不难从中寻觅到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

大处着眼,浑然天成。赵南星作为著名的“东林三君”,以深远的影响光耀青史,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首先是一位忧时悯国、匡扶天下的政治家,其次才是著述颇丰、传唱千古的文学家。文学家视文学为毕生的事业,而文学只不过是政治家战斗的武器和表述思想的载体,这就是政治家和文学家本质的区别。纵观赵南星的诗词,大多即为大处着眼,“当关之呼”,而不见过分的雕琢与涂抹。他倡导“诗必从悟人”,反对“过于涂饰”,“以巧盖其丑”(《李于田诗集序》),这一诗观在他的序文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故诗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彻无疑之识,其孰能识之?非夫员神不滞之才,其孰能为之?而世之人往往托于雕虫之说,以掩其陋。夫善雕虫者,未有过于天地者也,而不以贬天地之大。要之出于自然,归于大雅,乃足观也。”(《李于田诗集序》)赵南星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去审视社会,关注民生,因此所作之诗亦多从兴衰苦乐的大处着眼,去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往往给人以大气磅礴,匠心独运之感,其诗一气呵成,如江河奔涌,虽不事雕琢但浑然天成,自然流畅。如《送同年子郎生见李于田司马》、《金思玄主薄见访》、《古意有赠》、《寄赠仲一诗》等,均将个人命运与社稷安危兴衰系于一体,表现了一种天地间至大至妙的思想境界。就连众多的赠答与送别之作,也凸透出一股刚毅持重,有别于流俗的浩然之气。甚至在写给子孙的诗中,也绝少儿女情长,悱恻缠绵之意:“鸿鹄养六翮,奋飞览九州。安能共鸒斯,竞为蒿下游?丈夫怀远志,圣贤以为俦。文藻绚山川,中情信姱修。所希在天表,于世亦何尤?”(《示清衡》)“人当为豪杰,碌碌安足论?”(《示清恒》)其势如长风骤起,林披川动;其语如奔流直泻,欢快流畅;其意如胸臆顿开,清新自然。

谐于性情,臻以妙境。诗是性情的凝聚,“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总论》)好的诗总是思想与情感的完美结合,二者相谐成趣,缺一不可。《古诗为横山妇作》是赵南星就任汝宁的重要之作,此诗叙述了一对患难夫妻的忠贞之爱。尽管凶荒之年众多乡民被逼为盗,其夫仍恪守本分,却被官府无辜捕杀,横山妇愤而殉情。虽诗题下标注此为“嘉靖中事”,但仍能引发出作者无限的愤慨:“所遇即为盗,何必真假为?真盗如流星,疾步不可追。田夫饿无力,擒之如擒鸡。并彼横山夫,一一反接之。”此诗洋洋洒洒,在一百零八言的长篇叙述中,处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表现出情感的迸溅,这就是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制造这一冤案的凶残官吏的血泪控诉:“冤气凝不散,夜雨双悲鸣。……天地终枯槁,此恨不可平!”在诗完结之后,诗人意犹未尽,气愤难消,又写下一大段跋文,对于滥杀无辜的刽子手发出了气吞山河的声讨:“彼己长吏,虎噬善良,又禁贞妇之名不彰,痛哉!……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则刑,失死则死,不可易也!”诗与跋相辅相成,犹如性与情相得益彰,使这一主题升华到至佳的妙境。类似的性情相谐还突出反映在他的边事诗中:“寒节砧声天地满,边亭戍客古今悲”(《秋声闻砧二首》之一);“沙飞古戍炊烟断,霜满胡天画角哀”(《送吕宗望督饷兰州》);“疆场旧鬼兼新鬼,道路南兵与北兵。酪酒琵琶应尽兴,雪霜刁斗岂聊生”(《闻征兵郡中入辽,今冬寒甚,怆然有作》)。这些诗将思想与情感有机地融为一体,将对国家的安危与守边将士的悲悯有机地融为一体,感人至深。赵南星没有将思想的锋芒停留在悲歌苦情的表面描写,而是从更深的层面去探求与思索,终于发出“纵起当年谢安石,养成祸乱亦难图”(《辽事》)的悲天长叹,使诗的构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妙境。

师古镕今,出神入化。赵南星具有深厚的学养,他治学严谨,诗从先哲,自《诗经》、《楚辞》、汉代《乐府》,而唐诗宋词,无不谙熟于心,运用自如,因而他作诗必徇古道,以成大雅。“诗者,圣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览先民而作,则赴理义以为归,合于作者,乃成德音。”(《范长公诗集序》)其四言古诗《定志诗》,起句“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从《诗经·小雅·鹤鸣》化出,融汇了皋陶、许由、子州、唐高、鲍叔、管仲、孔子等众多先哲不同的境遇,来诠解作者“孤居味道,永保利贞”的立言之说,师古而镕今,出神而入化,借古达意,尽显功力。鄗南千秋台乃光武帝刘秀中兴汉业登基之处,赵南星曾数次登临凭吊,悠悠情思,涌入笔端:“劝进先知业会倾,春花秋蒂旋枯荣。异代萧条生感慨,转见前贤禾黍情。”(《千秋台歌》)犹如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折透出思想家的智言睿语。赵南星的诗词长于用典,随手拈来,自然嵌入。“诗用典故如不用者,使观者虽不记出处,亦觉痛快方妙。”(《闲居择言》)如“阮氏竹林寻匹侣,陶家松径有辉光”(《再作此奉众甫慎可》),既赞誉了众甫慎可叔侄才华如大小二阮,又暗喻了自己如陶潜一样的隐居生涯,遣词贴切,不着痕迹。“袖中新著三都赋,笔底轻挥五岳图”(《罗生行》),以古之文图名作自然衬托了罗伯符的出众才华,典型凝练,以少胜多。作者长于借代,随手拈来,天衣无缝。如“冰泮得双鲤,深衷托细素”(《早春寄沈伯英》,以“冰泮”隐喻早春,以“双鲤”和“细素”借指书信,自然而富含诗意。“纵有百毛遂,朱门万里隔”(《平原君咏》),以“毛遂自荐”反而用之,深刻阐述了招贤兴邦的社会环境,即千里马和伯乐的辩证关系。一典千钧,出神入化,一语入诗,力透纸背,绽放出绚丽的思想之花。

赵南星是被中国诗歌史遗漏的大家

纵观赵南星的诗词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都当之无愧属于晚明一位杰出的诗人,然而,诗星璀璨的中国诗歌史上没有赵南星的一席之地。他仅仅凭借《芳茹园乐府》、《笑赞》等几部专著,泛泛赢得了一个“文学家”的空头名号,他所拥有的七百多首诗词作品却从不见彰显。明末至今的三百八十年间,几乎没人知道曾经彪炳青史的“东林三君”之一的赵南星还有诗作传世。

这对于一个历经磨难、数遭创伤的历史人物不能不说是又一种形式的悲哀和不幸!

但这不是文学史家的过错与责任,这一疏漏的造成自有其历史原因。

赵南星的诗词形成于近五十年的漫漫岁月之中,作品在其生前一直未能刊刻成书。天启五年,随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告败,赵南星作为罪臣魁首,被抄家充戍,他的所有著作及作品,亦处于禁毁之列,赖亲友弟子以生命相护,才得以大部未佚。崇祯十一年,南京兵部尚书、吴桥范景文因言事被罢,在乡闲居期间,因景慕赵南星的气节文章,即着手编纂《赵忠毅公诗文集》,并倾资雕版付梓,成二十四卷,计文集十八卷,诗集六卷。本书卷首虽刊列“选阅姓氏”多达八十二人,但实际编纂却由范景文、李标、王心一等几人担纲,其余人众不过是被拉入其中装潢门面而已。此书当时印制不超过百部,均分送赵南星生前亲故门生。这是赵南星诗词有史以来的唯一一次刊印,范景文功莫大焉。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随着崇祯皇帝自缢殉国而分崩离析。入清以后,历史的更替使赵南星的诗词面临了又一次的劫难:因其作品中的边事诗多对努尔哈赤及清军称以“骄虏”、“黠虏”、“小丑”、“胡儿”等辱蔑性词语,《赵忠毅公诗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重点禁毁书目,传阅及收藏均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这就形成了清初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文人仕宦多钦佩赵南星的气节文章,却对他富有精神内涵的诗词作品讳莫如深。在盛行“文字狱”的大清帝国,心有余悸的明代遗老们表现得尤为谨慎。

而对于诗歌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分朝代选本,赵南星诗词无疑已成为一枚炸雷,故清初成书的《明诗综》、《明诗别裁集》、《列朝诗集》等权威选本中,编纂者朱彝尊、沈德潜等人对于赵南星的作品不是退避三舍,忍痛割爱,就是聊选几首,不使张目。由于明诗传承的失位,赵南星在中国诗歌史上也便基本上了无踪迹,使华夏泱泱诗国遗漏了一位本应显赫的诗歌大家。然而,有良知的史学家们并未忘却赵南星对诗的贡献,张廷玉等人在受命纂修《明史》之际,不忍将其瑰宝般的诗词埋没,采用了偷梁换柱之法,隐去诗的概念,将《赵忠毅公诗文集》以“赵南星文集二十四卷”的名义编入《明史·艺文志》中。好心的张廷玉们如此之举,却为后世的文史学家造成了障目之乱。由于难见真本,其后的各类文献均以讹传讹,记载混乱。如《畿辅通志》记为“赵忠毅文集二十四卷”,民国版《辞海》“赵南星”条记为“赵忠毅集”。1980年新版《辞海》历史、文学分册均载有“赵南星”条,而《辞海·文学分册》另有“味檗斋文集”条,注曰:“别集名。赵南星(谥忠毅)作。十五卷。收奏疏、序、记等文。有清光绪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又有《赵忠毅公文集》十八卷。有清姚莹辑《乾坤正气集》本。另有《赵忠毅公诗文集》三十卷。凡诗六卷,文集二十四卷。有明崇祯间刻本。”其实,《畿辅通志》所载《赵忠毅公文集》即为《赵忠毅公诗文集》,民国版《辞海》所载“赵忠毅集”亦为此书。而新版《辞海·文学分册》所载十八卷本《赵忠毅公文集》即为《赵忠毅公诗文集》的文集部分,为姚莹抽去六卷诗集所刊的版本;而三十卷本《赵忠毅公诗文集》实为二十四卷本之误,即明崇祯十一年吴桥范景文刻本。由于编者未见其书,受《明史》等书误导,将总二十四卷的《赵忠毅公诗文集》误为文集二十四卷,诗集六卷。事实的真相是,赵南星所有的二十多部原版著作,除范景文崇祯刻本外,其余全为明万历末年和民国初年赵家刻本,唯一载录其诗的只有二十四卷本《赵忠毅公诗文集》一部。

近四百年的尘封,使赵南星诗词被堙没,无缘与读者见面,并且蒙蔽了文学史家的法眼,因之使赵南星诗名不彰。今天,我们拨冗觅故,终于探清了其中的缘由,就应该还历史一个公正,还赵南星一个公正,给予他诗词大家应有的地位。

这即是我们研究校注并推出这部作品真正的用心所在。

(摘自单纪兰、陈金锁主编《赵南星诗词曲校注前言》)

{蜘蛛链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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